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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政府问政新举措调查官员主动找骂米保险

发布时间:2019-10-18 16:38:23 阅读: 来源:PPS厂家

地方政府问政新举措调查:官员主动找骂

来源:国脉电子政务网 作者: 2013-10-09 【大 中 小】 【打印】 【关闭】515

深圳市大浪街道推出的“三述”活动,引来广泛关注。“深圳大浪论坛”发布的“大浪公告”称:大浪干部公平迎“考”,欢迎市民出题问政。此举被誉为“一次阳光政务及政民互动的可贵尝试”。

无独有偶,同样尝试政民良性互动的“百姓讲堂”活动,在浙江安吉县天子湖镇风生水起。该镇政府“主动讨骂”,每月请一位普通村民登台演讲,围绕对当地干部“挑刺”而展开。

这两个案例无疑都向社会传递了政民良性互动的正能量,其问政方式也有别于当下时兴的电视问政或网络问政,凸显了问政落地的新趋势。

值得追问的是:此种问政方式的变化,是否意味着官员接受问政的态度发生了变化?落地问政会否沦为官员追求政绩的新“秀场”?落地问政如何才能长远地促进政民良性互动呢?

公民问政何以勃兴

众所周知,公民社会里,公民有权知道政府在想什么、做什么,有权参与政务,监督、规范和制约政府的行为。反过来,倾听民声、尊重民意,则是政府的义务。要言之,问政是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,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,一是自上而下的问政,即政府主动问计于民,以便制定出更为合理的政策;二是自下而上的问政,即公民主动过问公共事务,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与建议。

但在实践中,却长期存在两种事与愿违的现象:一是少数地方的官员对一些事关民生的重大问题,习惯于关起门来做决策;二是不少公众习惯于大事听政府,决策听领导。究其原因,固然囿于官员没有把人民真正看成国家的主人,总想着“为民做主”,更在于公众没有把自己当主人看,总期待有明君清官来替自己做主。

公民问政之勃兴,在于它凸显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民主意蕴。一方面,问政表明官员工作作风有了转变,体现了官员应有的群众观念和公仆意识;另一方面,表明现代社会公民意识之觉醒,已然势不可挡。特别是在现代信息社会,随着电视与网络的普及,公民问政的空间得到极大拓展,诸如电视问政、微博问政、市长信箱等问政平台屡见不鲜。诚如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所言:“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,政治变化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,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。”

要言之,公民问政从发端到潮动,激活了现代公民意识,畅通了政民互动的新渠道,其所倡导的平等对话和理性沟通精神,推动着现代社会民主政治新风尚的形成与发展。

从屏幕到现实

各地电视问政、网络问政的实践方兴未艾之时,诸如大浪“三述”和天子湖镇“百姓讲堂”等新的问政形式悄然萌动。此种形式因其即时性、现场性、互动性强以及“民间”意味更浓厚,对问政各方当事人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,尤其对于基层干部来说。

7月5日,深圳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办事处的5名干部依次登上讲台,面对40名由媒体记者、企业代表、公职人员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和普通市民等组成的评委团,汇报自己半年来的履职、廉政与业绩三方面的情况,即“述责、述廉、述效”,简称“三述”,然后接受评委的现场质询并就相关问题进行解答。

根据规则,述职干部的压力至少来自两个方面。首先,述职干部是被随机抽签产生的。述职前的半个月,大浪街道党工委在几名人大代表的监督下,以随机抽签的方式确定“三述”干部名单。对每一位干部来说,无法预知哪次“三述”会轮到自己。所谓“功夫在诗外”,要晒好“工作清单”,只有在平时实实在在地做好本职工作,多学、多想、多干,才能在关键时刻应付自如。

其次,所提问题全是评委现场发挥,即问即答,被考干部没法事先准备,只能依其自身对本职工作的熟悉程度随机应变。此次三述活动中的干部就受到了评委们不同程度的诟病。比如述职干部们在问政环节的表现不尽如人意,一些问题的回答要么答非所问,要么避重就轻。

压力是双向的,评委也要做足功课。他们要事先了解述职干部的工作,负责任地进行测评,更要有能力开展问政,不能简单画圈了事,要不然也会遭遇非议。比如有评委就自我检讨说:“所有的问题都提得不够高明。”

而在天子湖镇的“百姓讲堂”中,让一个普通百姓,端坐在主席台中央,痛陈与政府打交道的各种困难,痛斥台下父母官们的各种毛病,这在一个官本位气息挥之不散的社会里,无疑需要有莫大的道德勇气与政治智慧。上台演讲的百姓,要想说、敢说、会说,三者缺一不可。天子湖镇党委在挑选演讲人时,就要求各村上报那些平常对镇里有意见、自己有个性有思想且能说会道的人,再根据“百姓讲堂”一月一主题的要求,从这些人中有针对性地进行挑选。

骂干部固然需要勇气与智慧,但更要有敢于听真话的干部。就此而言,领导干部是否愿意听真话,能否真正保护好敢骂干部的百姓,才是最重要的。天子湖镇以富有包容性的诚意对此作了积极探索。为了打消演讲人的顾虑,镇政府每次都邀请其所在村的所有村民小组长参加,为的就是监督:如果有被批评对象对开讲人“穿小鞋”,一旦得到村民小组长证实,镇里将立即严查。

能否落地生根?

无论是大浪的“三述”,还是天子湖镇的“百姓讲堂”,都试图将公民问政导向落地生根,并取得了较好的阶段性成果,其积极意义自不待言。倘若我们不深入反省其中存在的问题,可能就难以持久地促进政民良性互动。

那么,谁来主导问政?

公民问政,其主体当然是公民,这似乎不应成为一个疑问。但当前的落地问政,“三述”也好,“百姓讲堂”也罢,往往都是为地方当局的主政者所发起和推动,并体现主政者的施政个性与领导风格,带有明显的行政主导痕迹和运动治理特点。

人治能兴事,人治亦能废事。

主政者的热情能持续多久?其在一个地方的主政又能持续多久?都难免令人生发人走政息之隐忧。因而,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,一些问政更像是主政者对公民的“恩赐”,有的地方有,有的时段有,但都没有形成一种应然的制度性安排。真正的问政,对其所涉及的两大主体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既要有负责任的政府,也要有积极热心公益的公民,更需要两者的良性互动。当下中国,更需努力培植勇于担当公共事务的现代公民。

紧接着,问什么政?问政只是手段,民意才是根本。落地问政,其实质是畅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通渠道,促使政府的决策更好地来自人民、代表人民、为了人民。问政于民,并非事事扰民。当前有些地方,有哗众取宠之嫌,无实事求是之风,大事闭门专断,小事开门扰民,将一些本该自己份内处理的事情当作“大事”问“政”于民。比如大浪“三述”,虽然名为群众评议、现场问政,但事实上评委基本是在听干部讲,对述职干部的工作不了解,对业绩没有发言权,“导致无力测评,也无力与干部互动,参与热情不高,能做的不过是来咨询问题,谈不上问政”。

“落地问政”如何落地?无论是大浪街道,还是天子湖镇,都处于政权链条的末端,其领导干部算得上是离百姓最近的公务员,只要他们掏出真心,让百姓看到诚意,就完全可以用各种田间地头的形式听民意、察民情,用实在的措施和实地的行动解决问题,何必非得“正襟危坐”地进讲堂、上讲台?此外,我们还应当谨防问政对正常的行政程序的冲击。以“百姓讲堂”的第一位演讲者刘安铭的遭遇为例,5月4日骂完干部,5月5日有关部门就上门彻底地解决了问题。一天就能解决的事,为什么非要动用资源密集的问政方式来解决?

当然,我们不能过于苛求大浪“三述”或“百姓讲堂”,毕竟他们在促进政民良性互动上迈出了勇敢的试探性步伐。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地方能在公民问政上推出更多的创举,真正搭建起一座政府与公民良性沟通的桥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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